1945年5月9日，伟大的苏联红军战胜德国法西斯攻占柏林，德国宣布投降。整个莫斯科的人民走上街头游行，欢庆胜利的时刻，日本法西斯还在亚洲负隅顽抗，可就在被日军占领的远东最大城市——中国上海，竟然也举行了一场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的游行，与万里之外的莫斯科的游行遥相呼应。

当德国投降的胜利电波传到中共打入汪伪上层的李时雨孙静云（我的父母）情报小组的时候，他们便在当天夜里，在上海大西路1064弄153号家中，举行了一个秘密的小型庆祝会。为应对日伪军警突然搜查，会场布置成一个家庭的麻将聚会，桌上除了麻将外，还有丰盛的水果、花花绿绿的糖果以及名贵的香槟……客厅里的美食早就被我看在眼里，所以当妈妈安排我们提早睡觉的时候，哥哥和弟弟都听话地上楼去了，我却一屁股坐在客厅的地毯上，撒娇耍赖地哭着说：不嘛，不嘛，你们都不睡，我害怕……妈妈怕我的哭声大了会惊动四邻，也可能认为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什么也不懂，便没有再坚持，叹了口气，对我说，那你得乖乖的不要淘气呀！我一看妈妈答应了，马上破涕为笑，嘴里痛快地答应着，还主动从桌上拿起一盘糖果，走到客人面前，学着妈妈的样子请大家吃糖，当天来的都是李时雨情报小组的人，他们也笑着把糖果往我兜里塞，转了一圈下来，我的两个兜里装得满满的都是糖果。妈妈看人都到齐了，便轻轻地拍了拍手，宣布开会，并指挥大家小声地唱起了国际歌，然后由我爸爸李时雨向大家宣布苏联红军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好消息，并提出，虽然现在上海还在日本统治下，我们不能像苏联人民一样庆祝游行，但是随着德国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寿命也不会太长，他鼓励大家努力战斗，争取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光复祖国山河……与会者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都非常激动，纷纷发言，为了防止惊动敌人，把声音压到最小，几乎是用耳语进行的。会议最后是在大家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中结束的。

对于父亲李时雨和战友们的讲话我是懵懵懂懂，虽然我连“德国法西斯”的名称都说不全，但我明白德国是和侵略中国杀人放火的日本鬼子是一伙的，现在德国投降了，小日本也就快完蛋了，这是大好事。尤其是他们那群情激昂、喜悦的气氛深深地感染了我。当夜，我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我便迫不及待地找到哥哥志超和弟弟勇超，得意地把糖果分给他们吃，又神秘地把昨天晚上德国投降的好消息向他们诉说，他们一听也非常高兴，不知利害的我提议道：大人们不能出去游行庆祝，小孩子可以呀！于是我们兄弟三个便决定进行一次庆祝战胜德国的游行。说干就干，弟弟到院子里找了3根细竹枝，我拿出做手工用的彩纸裁了三面三角小旗，哥哥在上面用毛笔写下“抗战到底”、“还我河山”的口号。当写第三个口号时，我抓耳挠腮地说：红军消灭了什么西斯，德国就投降了，可是什么西斯？我记不得了。志超说：管他什么西斯，就写“庆祝德国投降”。于是，我们三人举着彩色小旗冲出大门，穿过弄堂，一路上喊着口号，在大西路的马路上，举行了一场由年龄最小——平均约7岁（李志超10岁，李仁超7岁，李勇超5岁），人数最少——三人组成的游行示威；我们的行动吸引了周围人的好奇，很快有十多个附近弄堂里的小朋友（小把戏）跟在我们后面，其中还有一个是邻居小玛丽（她们一家是从德国逃到上海的犹太难民），组成了一支小小的游行队伍。正在我们一行人兴高采烈地向当地的地标性建筑“九层楼”^②前进时，我的外祖母买菜回来正好撞见。她大惊失色，这几个孩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日本占领的上海举行庆祝战胜德国和抗日的游行，简直是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虽然勇气可嘉，一旦被日伪军警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她立即没收了彩旗，把我们三个抓回家。事后，因为这次擅自行动，我们兄弟几个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为了避免日伪军警的追查，父母除了立即对昨晚参加会议的同志发出预警，做了必要的安排，还决定由外祖母带领我们兄弟三人暂时到扬州去避避风头，为了避免路上军警检查，没有坐火车而由高福海同志用汽车把我们送到镇江附近的长江边，雇了一艘小木船过江到扬州。我们在扬州住了大约十天，得知上海没有对此事追查，才返回上海。后来父母决定，以后他们开会活动时，一律由外婆带我们到大门外以玩耍为名站岗放哨，熟人来了迎接领进门，可疑的人闯入，就以小孩打架哭闹报警，这样既防止了孩子闯祸，又增加了一道安全防线。此事虽然有惊无险，平安度过，但是由于我的无知和莽撞，险些给党的事业和家庭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有点后怕。但是，我们在那关键的胜利时刻，呼应远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进行了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的游行，体现了中苏人民反法西斯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果然，三个月后，苏联150万大军在中共东北抗日联军的密切配合下，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消灭了号称80万的日本关东军，给日本侵略者致命一击，迫使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七十五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仍感到骄傲和自豪。

注：①李时雨回忆录《敌营十五年》，中国党史出版社2020年第一版。李时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深潜在汪伪政权和国民党军统十多年。他组织抗日义勇军，经张学良推荐打入国民党西安“剿总”。他以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打入汪伪政府后，深得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曾五见汪精卫，为党组织获取敌伪方面的重要情报。日本投降后，他又打入军统内部，在戴笠眼皮底下搜集情报。军统怀疑他有共产党嫌疑，投入监牢，严刑逼供，他始终坚贞不屈。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于1949年出狱。

②“九层楼”即现在上海延安西路锦江都城经典达华静安寺店。

（李仁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