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之祥 1928 年北洋大学采矿专业毕业，成绩优秀留校任教。历任北洋教授、采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兼任北洋校务委员会委员、常委、校秘书长、代理工学院院长等职。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刘之祥随调，成为我校资深教授。刘之祥一生从教六十年， 1940 年发现攀枝花钒铁磁铁矿，为我国钢铁和有色金属事业作出了突出的重大贡献，更是他一生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1937 年日寇侵占天津，北洋大学被迫迁至西安，建西安工学院继建西安临工。 1939 年原北洋大学和西安临工校长李书田，受当时教育部委派率北洋的部分师生从西安迁至西康省，在西昌筹建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简称康专）并兼任校长。当时，为解决抗战资源匮乏的急需，李书田在与经济部商妥后，与西康地质调查所（简称地质所）洽商，决定康专及地质所两家合作对宁属地区进行矿产资源的勘探调查， 1940 年 1 月 2 日签署了具法律地位的“合作办法”，规定康专出人，地质所出经费。在康专内部明确，刘之祥教授一职除教学工作外，“兼主持宁属地质矿产调查事宜”。基于“合作办法”和校内聘任职责， 1940 年刘之祥主持开展了两次地质调查，即 5 月至 7 月宁属北部调查、 8 月至 11 月宁属南部即康滇边区五个县的调查，于 1941 年 7 月和 8 月相继公开出版了两次调查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同时上报经济部和教育部。攀枝花铁矿就是在第二次调查中发现的，《康滇边区之地质与矿产》调查报告中有详细记述，有 21 张附图。在这次调查中，刘之祥被委派为 8 人调查队的领队，并在发现铁矿床后，即写信向李书田报告，李书田接信后即刻向十家新闻媒体把这一重大发现向社会公布。刘之祥回到学校后，与合作单位（地质所）分享矿石标本的同时，在康专建起了第一个矿样实验室，请本校化工系隆准教授检测了矿石成分，确认攀枝花铁矿为含钒钛磁铁矿。攀枝花铁矿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攀矿的发现振奋了康专，也振奋了全西昌，召开了隆重的庆功会，受到省主席点名表彰，荣获教育部奖励 2000 元（大洋）， 1943 年受颁部聘教授。

刘之祥一行在开展康滇边区调查临出发前，西昌行辕的一位专员常隆庆前来要求参加。刘之祥、李书田与地质所商量后，同意了常的要求，常成为“临时加入”的“同行者”，没有分配具体任务。常隆庆在 1979 年去世前，对攀矿发现的史实，对刘之祥在发现攀矿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未提出过异议。但是，在攀枝花，在历史的延续中，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以常隆庆的学弟、攀市政协副主席刘庆华为代表的一股势力逐步形成，他们有组织地开展活动，著书立说，制造舆论，并运用刘庆华的特殊地位，把这些人的意愿转变为政府决定，趁攀市城市文化建设之机集中发力。从 2005 年开始，大张旗鼓造势，相继把两条街道更名为“隆庆街”，树立了 8.5 米 高、中国红花岗岩常隆庆雕像，建起了“隆庆公园”，尊常为“发现攀枝花矿产资源宝库的代表人物”。刘庆华等人更是把常尊为“攀枝花之父”。与此同时，刘之祥则不断地被矮化，以至在有些公开宣传中，连名字都不再提及。发现攀矿这一段有充分和权威文献资料依据的史实，就这样被严重扭曲。

在发生这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十多年里，刘之祥的晚辈们完全被隔绝。当我们得知这些情况后，从 2013 年 10 月开始，在学校的支持下，走上了“回到历史原点，还原历史真相”为目标的艰辛之路。之后一方面向中共攀枝花市委和市政府提供历史文献资料，指明历史真相被扭曲的现实，提出恢复刘之祥为发现攀矿代表的要求，期待统一认识，防止在发现攀矿的这段历史问题上，形成两种不同结论，并留给攀枝花的子孙后代。另一方面，通过隔空喊话，和刘庆华开展摆事实、讲道理的辩论。通过近一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分别收到了攀枝花市委、市政府职能部门的书面函件，确认“刘之祥先生是对发现攀枝花矿产资源作出重大历史贡献的科学家之一”。在 2015 年 开馆的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中，展出了刘之祥的部分资料和遗物，立起了刘之祥的塑像。刘庆华也不得不改变独树常而弃刘的观点，退而承认刘是共同发现人。在发现攀矿过程中所有的重要环节，发挥作用的都是刘之祥。这次调查的全部过程和刘、常两人的地位和实际作用都有据可查。攀市职能部门的书面函件向真相跨进了一步，但排序仍为常 --- 刘，而非刘 --- 常，这与史实真相存在实质性差距。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地区的决定一旦作出，一种社会现象一旦形成，想要改变将会十分困难，这意味着当地几届相关领导人的责任，关系到对社会舆论的质疑，也涉及对既成事实的所谓文化形象和文字资料的处理。前进中的最后一公里，将是一段漫漫长路。

刘之祥当年发现攀枝花铁矿，在当时中央政府和社会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之后，多批地质工作者前往开展了更深入的勘探调查，矿床面积不断扩大，探明储量不断增加。现在已知矿藏储量 100 亿吨，其中铁、钒、钛储量分别占全国 20% 、 87% 、 93% 。攀枝花钢铁公司成为我国大型冶金企业，攀枝花市也由一个十几户人家的荒野山村，成为 120 万人口的新兴城市、知名的钒钛之都。刘之祥发现攀矿，是攀钢和攀市自然历史发展的原点。刘之祥晚辈们坚信，纠正发现攀枝花铁矿被扭曲的历史，为刘之祥正名，绝不仅仅是我们家族对前辈的义务和责任，更是对攀枝花、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谁应该成为发现攀枝花矿产资源的代表，实质上是一个发现权的问题，关系着社会的公正和正义，也关系着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康专——西昌学院的一份文化遗产和荣誉。

我校许多老先生、老领导都知道刘之祥是攀枝花矿的发现人，有的近九十岁的老先生，至今还珍藏着刘之祥赠送的当年发现攀枝花矿时在那颗攀枝花树下的一寸大小照片。

现将两年来做的主要工作记录于后，以兹备考，也借此昭告熟悉刘之祥、关心刘之祥发现攀矿的领导、老师和朋友们。

1 、前往西昌、攀枝花调查，在国图、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收集资料。

2 、向攀枝花市委领导和党政相关部门发出十多件信函，提供文献资料，提出纠正被扭曲历史真相的诉求。

3 、撰写了与刘庆华辩论文稿六篇，其中四篇超过一万字。

4 、向中央投诉受理办公室发出刘庆华侵犯刘之祥发现权的投诉信。

5 、向北科大捐赠多件历史文献资料，其中包括特别珍贵的刘之祥 1941 年发表的两份调查报告中 26 张手稿图原件和发现攀矿的专题口述录音光盘，学校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受赠仪式。和西昌学院交换了文献资料，我们从西昌学院获得珍藏了七十多年的多份珍贵资料。向攀枝花领导和职能部门两次提供历史文献资料。

6 、“中国网”两次来校录制刘之祥发现攀矿的资料，包括校办以及高澜庆、陈希廉和刘华生等多位老师的座谈回忆。我和刘庆华论辩双方的七篇文稿同时上网（中国网 ? 法治中国 ? 各抒己见或百度“攀枝花”）。本人在攀枝花电视台现场录制三个小时，介绍刘之祥发现攀矿的资料和经过。

7 、在我校文化建设系列丛书《校史资料（第一集 ? 人物篇）》和北洋大学——天津大学 120 周年校庆文集中介绍刘之祥生平。在北京科技大学校刊（社科版）发表两篇文稿。

8 、有关刘之祥发现攀矿的资料、图纸、照片以及我给攀市党政部门的所有信函、和刘庆华论辩双方的八篇文稿（其中本人六篇，刘庆华两篇），全部寄攀枝花档案局，加上刘之祥生前亲手交给他们的两份调查报告、 59 张历史照片，请他们一并存档。

9 、一本约 30 万字的《刘之祥人生驿站——纪念刘之祥发现攀枝花铁矿七十五周年》文集，包括发现攀枝花矿的文献资料和刘之祥的主要学术成果，书稿编撰已基本完成，出版社正在洽商。感谢蔡美峰院士为本书作序。刘之祥一生，从教 60 年，培养了成百上千学子，分布在国内外众多行业，成为社会中坚、栋梁之才。与此同时，在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方面，也做出了突出业绩，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发现攀枝花矿产资源代表；新中国矿业发展史研究的先驱；中国海洋矿产资源开发研究的开拓者；新中国采矿学科理论建设的奠基人。

这是对刘之祥一生所做贡献的一个总结性肯定，也是我们对学校文化建设尽的一点绵薄之力。

一个 80 岁的人，在做这项工作过程中，尝到了酸甜苦辣，熬过不少不眠之夜，深感力不从心。在老伴、晚辈、朋友们的帮助下，现在终于露出了曙光，有了些许成果。“刘之祥是发现攀枝花矿产资源代表”的声音，已经在社会上立住脚，并且通过各种渠道，在不断扩大影响。借此机会，我代表刘之祥晚辈向所有关心、提供过帮助的学校领导和老师们表示诚挚的谢意。也诚恳建议，所有过去对社会、对学校，有所贡献的先贤晚辈们，汇聚遗著，留下前辈的印迹，也为学校文化建设添砖加瓦。这是一项救急工作，第二代人不做，第三代人困难就更大了。

( 吴焕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