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浴新中国的灿烂阳
日期：20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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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新中国的灿烂阳
公元1949年10月1日的礼炮，炸开了960万平方公里上空的阴霾。4万万同胞，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到1949年年底的统计数据是：我国的孕产妇死亡率为15‰，新生儿死亡率竟高达200‰ 。 1950年初，我娘分配到容城县卫生院作**产士。当时卫生院没有住院部，所以她经常走村串户去接生，白天叫白天走，夜里叫夜里去，有时正在吃饭，放下饭碗背起药箱就跑。1954年，对14省5万余人进行了统计，这两类人的死亡率均明显下降，其中婴儿死亡率为138.5‰，短短5年就取得了降低近1/3的长足进步，是共和国伟大的成就之一。
解放前的中国，一字不识的 纯 文盲就有3.2亿人，占总人口的80％ 。 随着解放区的扩展，扫盲班遍地开花。从田间地头，到里弄小巷，到处都传出“ㄅㄆㄇㄈㄉㄊㄋㄌ”的歌声。我娘没上过正规学校，靠自学实现了能读会写，解放后又参加了扫盲班，学会了拼音和查字典。我家“每遇纷争，人手一本字典”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据1964年的统计数据，在人口快速 增长、文盲标准提高的情况下，文盲数量下降到2.33亿，占人口总数的52.4％了。
1952年，河北省干部子弟小学从解放区农村搬到省城，扩大招生。我有幸被录取。9月初，我爹来容城接我。我们走到固城火车站， 当 天没有南去的客车了，又走到徐水，也没客车了。站长帮我们联系了一趟停站加水的货车。我们站在车厢前头的小平台上，迎着从烟囱里飘落出的煤灰雨，不到30公里的路程，咣里咣当地爬了好半天，直到万家灯火，才到保定。幸亏速度慢，如果太快，不甩出去摔死也得冻成冰棍儿了。
我们的校址在古莲花池的斜对面、天主堂的后院儿。我散漫惯了，不愿住校，每天下午给我爹打电话。电话机高高地挂在墙上。我是班里的小排头，根本够不着，只好搬个凳子站上去。那时的电话是一个长方形木盒子，左面的 铜 叉上挂着听筒，右面是摇柄，话筒装在盒子里。我爹下班后借单位的自行车接我回去，第二天吃完早点，上课前送过来。但好景不长，第三天刚打完电话，胡子拉碴的老校长吴树声就来了。老头儿把我爹训斥了一顿。我爹刚27岁，低眉顺眼地向长辈保证：“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后来，我爹经常出差，连绒衣都是请班主任老师带我去买的。此后我彻底踏实，连节假日都“无家可归”了。（我在纪念建校50周年的诗里回忆了这段经历，前两年还和李老师通过电话。）
1953年春节后开学时，我校改名为“河北小学”，搬到北郊的新校址，招聘了不少员工。其中，教美术的薛老师是中央美院毕业生，从外地调来了几位省级优秀教师，大多数老师是中等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厨房、 宿管的队伍也壮大了。曾当过吴佩孚警卫队长的陈伯伯在饭厅负责收拾碗筷。
围墙里面的平房盖好了，但校外依然是乡间土路。因为我们的坐标是青年路五四街，学校的青年团支部在修路时决定组织一次星期日义务劳动。“常驻学生代表”也踊跃参加。我们排成长队，后面人的双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齐唱“团结就是力量”，代替压路机，按照节奏跺脚前行。歌声震天动地，火热的劳动场面激情洋溢。
青年教师都是文青，晚上在宿舍里经常吟诗唱曲。有一天，李老师站在灯光下举起右手高喊：“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 “啊！好大的气魄呀！”我在门外看得热血沸腾。
校园扩大了，学校连续几年扩招学生。其中包括一些解放前失学的大哥哥、大姐姐，赵振霞是最大的一个。她是赵博生烈士的女儿，为了躲避蒋介石的追杀（赵和蒋是保定军校的同窗），和爷爷要饭流浪将近20年。周总理找到了她，送她来保定上学，暑假还接她去北京，给她买一些文具。振霞大姐的个子比很多男老师还高，年龄比大部分老师都大，干活非常勤快，经常帮男孩子缝缝补补，文具全都分发给小朋友，只是学文化很困难，没念多久，就到石家庄纺织厂工作了。（几年前，小学校友还曾相互联络帮她解决困难。）
每年夏天，我们都去地里捡麦穗，帮助农民伯伯颗粒归仓。
冬闲时，每3 — 4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到离学校最近的薛留营村，在炕头上教不识字的成年人读书写字。
到志愿军归国时，我们的活动就更多了。
去车站迎送过几次。火车从北边开过来，我们在站台上献花。大家跳一会儿集体舞。叔叔们登车南行。男女老少纷纷挥手挥泪告别。
我校还请志愿军英雄廖贻训来校作报告。他因受伤没跟上撤退的队伍，坚决不在三八线以南当俘虏，抱着“死也要死在祖国”的决心，爬行了几天几夜，终于找到部队。由于严重的冻伤，双腿都被截肢了。他为国捐躯的坚定意志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幼小的心灵。
我们还和志愿军文工团开过联欢会。多少节目我都不记得了，只有一个阿姨的诗朗诵让我60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每当想起这几句都难以控制眼中的泪水：
车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
祖国，我回来了！
祖国，我的亲娘——
……
一去不复返了，我丰富多彩的少年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我积贫积弱的祖国！
（宋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