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我爹捎信让我们娘儿俩去保定。我第一次见到楼房、电灯，第一次照相，可开了眼了！我爹对我娘说：“现在是供给制，养不起你们，改了薪金制就把你们接出来”。我娘更刚强：“干嘛让你养着，我也能工作！”父亲的同事推荐她报考助产训练班，看到她自己会填写报名表，马上就录取了。

1952年，我爹接我到保定。我进了河北省干部子弟小学，困惑之一就是分不清老师和学生。新同学见面经常问“亲妈or后妈”。坐在后排的大哥哥、大姐姐大多数都有后妈。他们都肩负着未来赡养亲妈的责任。其实，他们父母的婚姻未必比我父母的婚姻更不靠谱。据我奶奶讲：我姥爷到自家斜对门的学堂里去寻女婿，老师推荐了我爹。由父母包办，我爹11岁订婚，14岁结婚，婚前两人连面都没见过。我娘比我爹虚龄大3岁(实龄2岁)，解放脚（缠过足但放得早），没上过一天学（凭自学能读写），又算不上美女。但他们相伴度过了70年，从少年到耄耋，是名副其实的白头偕老。

那时，省委大院每个周末都跳舞。我认为大哥哥、大姐姐的亲妈都是跳舞跳丢的，所以，对交谊舞反感了几十年。可是，我爹从不去跳舞。我估计他可能艺术细胞不太发达，刚学了点儿简谱就问他：“您会唱歌谱吗？”结果，一首字正腔圆的《东方红》让我目瞪口呆。原来，抗战期间经常唱歌演戏（老旦）。跟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比，我们家太幸福了！我爹太伟大了！

1961年的辛丑年，是中华大地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后最艰苦的一年。当时的政策是“低定量、瓜菜代”，但蔬菜也很少。天津那时每户每月发一张表格，哪天卖菜就在相应的小格子里划个对勾。如：5号每人2两小白菜，7号每人3两冬瓜，15号每人4两茄子，就在5号、7号和15号的格里划勾。国家还想方设法给老百姓增加副食，商店门口的毛蚶子堆成小山，2分钱一斤不限量。但我家是从内陆迁来的，不会吃蚶子。

饿的表现有两种：一是总想吃，二是不知道饱，特别是十五六岁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有个初三男生，周末去看他奶奶，正好赶上包饺子。长辈们留他吃饭。他也很懂事，推辞说：“不吃了，粮食都挺紧张的”。可是孩子都看见饺子了，大人也不好意思让他走，说：“那你尝尝吧”。恭敬不如从命，他一尝就尝了100多个，站起来说：“不能再尝了，你们快吃吧”。其实，饺子已经被他尝完了。

父亲在河北省建工厅工作。单位有几辆卡车，偶尔运来点东西给各家分一分。我们都很知足。一天晚上，司机梁叔叔端来了一小盆西红柿，虽然都是“青格楞”，但足有六七斤，大的像拳头，小的也比鸡蛋大。我们娘儿仨高兴坏了：我家十天半个月也买不到这么多、这么高级的菜呀！父亲出差未归，我们一个西红柿都舍不得吃。

第二天下午，父亲回来了，看到西红柿就大发雷霆：“为什么要收！大家还没分就先留一盆儿，又不交钱，这不是多吃多占嘛！”我娘说：“这能值几个钱。”我爹更生气了：“只要收了便宜东西，以后会越送越贵！第一次不退，以后更退不了！这样下去还得了哇！”。我娘为难地说：“人家是觉得跟咱不错才给的，都在一个院儿住着，以后还怎么见面？”我爹火更大了：“跟这个近，跟那个远，不成小集团了吗，更不行了！什么也别说了，今天晚上必须送回去！”我娘抹了一会眼泪，我和妹妹眼巴巴地看着那盆青西红柿原封不动地被端走了。

那时，我们学校搞教改（十年一贯制），从初二11个班的学生里选了4个班升入初三，中考时只招2个班，其中还有很多来自其他初中校的尖子生。我们那两个班很突出，成绩优秀，文体活跃，各方面人才济济。班里团员几乎占了一半，甚至还录取了一位外校的政治明星。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冥顽不化。团员开会争论的什么“严正声明”、“重申立场”，我都听不懂，总认为只有中苏论战才用这些词，那都是大人们的事，所以也不想申请入团。

1963年，雷锋的日记和事迹让我确实是醍醐灌顶！人家才比我大4岁，那么高的境界，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那么多贡献！跟雷锋一比，我感到无地自容！于是，我时时处处以雷锋为榜样，告别了混沌年代。暑假，太行山山洪爆发，洪水危及到天津市区。我碰上了几件事。如：遇到了一辆给河堤运土的卡车，就帮他们装车，给他们烧了一壶开水。学雷锋嘛，师傅们问我学校、姓名，我没说。我们学校也参加了加固堤防的劳动，因为我家有缝纫机，我就用旧衣服和棉花做了几个垫肩。在我们排队回校的路上，那几位师傅认出了我，先一步到学校进行“举报”。后来，评了我一个天津市防汛模范、河西区XX奖（我忘了），还立了个三等功。雷锋做的好事车载船装，但从不留名。我有什么资格背着这点小荣誉走南闯北呢！我决心把荣誉和姓名封存起来，用一个新名字开启新征程。

一天，我无意中看到父亲1948年的日记，又一次受到极大的震撼。日记中没有家庭和孩子的只言片语，只有工作得失和自我改造的体会。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克服小农意识”。那年父亲只有23岁！原来，我家就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榜样啊！于是，从1963年开始，我改名为宋继林，把原名宋文娟留在了高中毕业证和奖状上。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两派斗得不亦乐乎。戴高帽、挂牌子、剃阴阳头、游街屡见不鲜。一张大字报揪出几个特务，一张大字报又揪出一群叛徒。高芸生院长（副部级干部）运动尚未全面展开就自杀身亡。那时，红卫兵的口号是“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蛋！”当时的气氛是人人自危、胆战心惊。身处轰轰烈烈的浪潮中，我的牛爹却坚持作“逍遥派”，不参加任何一派的活动。我真不敢想象，一个41岁的年轻人，竟有“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深远视野和如此大无畏的政治勇气！

1968年，为了“抓革命促生产”，要抽调7个人组成河北省生产指挥部，建工厅全体职工投票推举一个名额。我爹当选，从革命风浪中抽身，去新省会（保定）“促生产”了。

我爹求知欲望甚强，最爱学习，对新鲜事物总是支持、鼓励，并力求践行。1961年第26届世乒赛举行时，他正在北京开会，回天津时，给我们带了纪念章、球拍等一大包新鲜物件。2005年，他80岁时买了电脑，暑假还办了学习卡。我给他注册了邮箱，下载了聊天软件。我们俩分别叫“苍松翠柏”和“燕赵青松”。我回京后，老人家几乎每天都来电话：“文娟，咱们再聊会啊”。（不禁涕泗横流！）

工作中更是如此，到哪个单位都要学习新知识、增长新本领。抗战后期当过教师，没多久，调到大众书局刻蜡版，21岁当门市部负责人，23岁（1948年）到冀中行署任招待所所长，24岁参与组建河北省建筑公司。参加革命前，只有初中文化。解放后，在夜校学完了高中课程，30岁考取了高级党校中级班。

从组建河北省建筑公司开始，父亲就关注建材工业，几十年来跑遍了全省大大小小的建材矿山和工厂，1975年组建了建材工业公司（建材局前身）之后，更是专心致志、术业专攻。先父去世时，单位的评价中有几句话与众不同：“宋林栋同志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团结同志、顾全大局。他精通行业和财务管理，参与组建了河北省建筑公司和河北省建材局。他工作一丝不苟，尽职尽责，为河北省建工和建材行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河北省，参与组建建工和建材两套机构的，惟先父一人。

爹，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就是一头为党和人民匍匐前行的拓荒牛，是我永远的榜样和骄傲！我一定踏着您的足迹，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宋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