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在河北省安平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我们种小麦、水稻、高粱，养猪……什么农活都干，生活既艰苦又欢乐。

我们每天都在农民家中和他们一块吃饭。他们吃什么饭菜，我们同样吃什么饭菜。所谓“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打成一片。可是当地在那段时间，每户人家门口都撒上一圈白灰，据说是为了防止“鬼”跑到自己家中来。人们也不敢往农田地去浇小麦返清水。一片恐怖笼罩着该村子。

原来，当地生产队长冯明中，一家六口人：其中二女儿和三女儿分别叫冯巧便、冯巧玲，小儿子冯万起和母亲。二女儿和三女儿突然说起她俩死去的大伯父的话来。这话说得活灵活现，并在村子里传开来，搞得众乡亲心慌意乱。令人发指的是，冯明中不知所措，不得已请巫婆来请神捉鬼，竟残忍地用针尖刺姑娘的手指，说此可治癔。对这种愚弄农民的勾当，我实在看不下去，便劝冯大伯，不要信巫婆骗人的“鬼话”，这是“精神病”，要到精神病院治癔。

年轻时，我曾患过精神分裂症。后经过常温冬眠疗法，数周后治愈。出院后，我注意根据具体情况，坚持服药巩固治疗，疗效很好。

精神病人的治疗，最根本的出发点，是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于是我便将每天坚持服用的奋乃静药给她二姐妹试着服用。我还托校医院在干校的组织在回北京校间去北京第三医院附属医院精神科购置一批“冬眠灵”药剂回干校。由当地“赤脚医生”负责给病人打针，实行“冬眠”常温疗法。但在农村，当时所有治疗注射针是不消毒的，且给动物也如此注射。这就可想而知会有什么后果。当时，北医三院精神科的大夫说，他们由此产生过医疗事故。我得知后震惊不已。那时北医三院精神科的医生进一步告知我，这两个孩子患的是神经官能症，谓之歇斯底里——癔症。我长了知识。后经过一段时间休养，终于痊愈。我兴奋不已。

这件事，在当地农村迅速传开。其积极意义不仅在于治好了两个病人，更重要的在于破除了封建迷信，宣传了科学。这是我的初衷，我兴奋不已。后来许多人开始找我治疗。

但我深知自己并不是医生，于是便一再申明。可见科学是要由铁的事实来说明，光靠抽象的空传是不行的。当时有天津南开大学教师在该地的妻子患了此病，也来找我。这就是科学一经掌握了人民，就会产生出神圣的力量。

当时我校在五·七干校的党委书记，马季民同志在两个孩子治疗期间曾找我谈过话。孩子们治愈后，又特地找我做了两小时左右的长谈。他和我极诚恳地谈了他加入共产党后的坎坷经历。他说，你要知道人际关系是很复杂的，社会上什么样的人都有。这句话时隔几十年至今体会尤深。你这次是成功了，要是失败了呢？我为你担心的就是这点。今天你成功了，方圆几百里都知道北京钢铁学院有个周老师竟会治鬼神附体的病。当地农民听了很神奇，传到我耳朵里也美滋滋的。

农民是极为朴实的。当确认两个女儿——巧便和巧玲病愈后，冯大爷便问我，周老师你结婚了没有？我立即告诉他：结婚了！接着又问有孩子没？我告诉他：还没有。冯大爷接着深情地说，将我的小儿子冯万起过继给你，作你的干儿子如何？我毫不犹豫地说，可以。这样，我在19岁便有了个干儿子。

这件事，回到学校和北医三院，很快便传开了。后续到该地区去劳动锻炼的我校学员们，将我在婚姻方面的真实情况，在当地也传开了。

后来冯大爷通过我的干儿子冯万起说冯巧玲姐欲要干妈的相片。当时，我正在与我第一任妻子——朱汝馨谈恋爱。朱汝馨立刻将她的相片，通过我给了干儿子冯万起。冯万起交给冯巧玲。冯巧玲当时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长相较俊秀。文章写到这里，该结尾了。现在要说明的是，必须大力普及教育和科学卫生知识。不能让封建迷信贻害朴实而无辜的农民。扫除一切封建迷信，让科学占领一切阵地——这就是结论。

冯明中大伯一家为了表达对我的感恩之情，特意让大女儿为我做了双布鞋，千针万线。几十年了，我把它珍藏在皮箱里。最近把藏在皮箱里的这双舍不得穿的布鞋，翻出来交给后人。真是千针万线，密丝缝制，感慨万千！这就是劳动人民——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不会忘记她、他们对我的深情、厚谊。劳动者万岁！

（周建樑）